革命新聞攝影事業的開拓者沙飛—— 以攝影作為武器 用底片記錄歷史

 來源:江門日報  發表時間:2021-07-08 10:05

沙飛(資料圖片)

沙飛代表作:《聶榮臻將軍和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40年)

    沙飛總是帶着一個小鐵盒,有時放在上衣左口袋,有時放在皮包,鐵盒磨損得很厲害。鐵盒裏面有用蠟紙包着的14張魯迅照片的底片、晉察冀參議員證書、八路軍總部委任他為全軍特派記者的委任狀、妻子王輝的信,還有一些重要資料。這個鐵盒承載着沙飛與攝影交匯的一生。

    沙飛,原名司徒傳,廣東開平人。他較早將鏡頭對準被苦難命運折磨的底層民眾,他以攝影為武器走在抗日救亡最前線,他嘔心瀝血創辦《晉察冀畫報》,用相片發出革命根據地人民羣眾的聲音,開拓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新聞攝影事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紅色攝影人。沙飛的一生短暫而充實,他用照相機留下歷史的剪影和切面,將悲天憫人的情懷與對攝影的忘我熱愛澆鑄成為推動時代進步的力量。

    歷史

    “決心做一個前進的攝影記者”

    將來是做一個革命的木刻人、電影編導,還是文學青年呢?“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沙飛徘徊在了人生選擇的三岔路口。

    “不久之後,我在外國畫報上看到了幾張好的新聞照片,使我十分感動。”在1942年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所遞交的《我的履歷》中,沙飛回顧了自己是如何走上攝影之路的:“我不滿於當時的攝影和畫報工作,更不滿於當時的社會制度。因此我決定站在革命的前進立場上,為民族的解放、人類的解放而犧牲一己,與黑暗的舊勢力奮戰到底,並決心做一個前進的攝影記者。”

    1912年出生於廣州的沙飛,是家中長子,其父司徒俊勳在廣州經商失敗後,養家餬口的重擔落在沙飛身上。1926年,沙飛從無線電學校畢業後,在國民革命軍電台當報務員5年。1931年,沙飛轉到汕頭電台當特級報務員,在這裏,他與妻子王輝相遇相愛。

    明確了自己的志願,沙飛開始學習攝影。雖然遭到了親人的反對,但沙飛沒有動搖其以攝影為革命鬥爭武器的決心。他埋頭苦幹兩年多,在新聞攝影的學術和技術上打下一點基礎。

    1936年8月,沙飛不顧妻子反對,離開汕頭,到上海搞攝影,開始了他動盪而傳奇的革命攝影生涯。

    到上海後,雖一時未能如願找到攝影記者的工作,但沙飛考上了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洋畫系。他把美術繪畫的知識運用到他喜愛的攝影和木刻中去,課餘時間拍攝底層人民的困苦生活,經常向進步刊物投稿,用稿費購買攝影材料。當年9月底,沙飛與一批思想進步的木刻青年交上了朋友。當時,上海的木刻界是魯迅先生親自扶植的。

    1936年10月8日,第二次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的最後一天,魯迅先生到場參觀,又和木刻青年們開座談會。期間,同在展覽會現場的沙飛找着機會掏出照相機,拍下這些值得紀念的場景。

    誰料這次見面後的第十一天,魯迅先生竟與世長辭了。聽到噩耗,沙飛直奔魯迅寓所,無比悲痛的他輕輕打開照相機,攝下了魯迅先生的遺容,又拍下了上海人民與一代巨人的沉痛告別。

    沙飛將《魯迅生前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等照片投稿到上海、廣東各大報刊,第一次使用“沙飛”署名,一舉成名,轟動了文學界、美術界、新聞界。

    在此之後,沙飛離開了上海美專,折回廣州,籌辦了自己第一個影展。影展分為《紀念魯迅先生》《國防前線的南澳島》《風景、靜物、圖案》《一般生活》四個部分,共114幅作品。1936年12月3日至5日,影展在廣州長堤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影展的會刊上有沙飛的文章《寫在展出之前》:“從事藝術的工作者——尤其是攝影的人,就不應該再自囚於玻璃棚裏,自我陶醉,而必須深入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去尋找現實的題材。”

    “從嬰孩墮地,以至成人、老頭兒,人在社會上認真地搏鬥、掙扎的各種生活,跳不出沙飛的鏡頭。那裏有你的朋友甚或你自己的命運的對照,從那裏會使你同情、憎恨、顫慄,更從那裏會啓發你的自覺、出路。”何鐵華於1936年12月3日在《廣州民國日報》署名“璧子”發表文章《沙飛個人攝影展》,稱沙飛的作品不同於當下僅以攝影為娛樂的潮流,是“攝影界的一個新動向”。

    沙飛這次的影展好評如潮,但也讓他欠下了一筆鉅債。這時,一個投機商人找到沙飛,想用“沙飛”的名義開一間美術照相館,號召全市青年學生來照相。親友都勸沙飛接受。百般糾結之際,沙飛記起了魯迅的“能生,能愛,才能文”和托爾斯泰的“不要讓現實的大海把你毀滅”,決定“誓不屈服犧牲到底”。商人再來勸誘時,自認“缺乏修養只憑高度之憎恨”的沙飛,給了他一記耳光。商人到公安局報案,稱沙飛展覽魯迅照片是“赤化分子”。

    為避免牽連家人,沙飛離開廣州前往廣西桂林,在桂林初級中學舉辦了自己的第二個影展,從此再沒有回到故鄉。

    以攝影為武器奔赴抗日前線

    “七七盧溝橋”事變炮聲響了,催促沙飛到抗日前線去。

    “喚醒民眾是當前救亡運動的急務。但是,直到現在,文盲依然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單用方塊字去宣傳國難是不易收到良好效果的。攝影即具備如述的種種優良特質,所以,它就是今日宣傳國難的一種最有力的武器。”1937年8月5日,《廣西日報》刊登沙飛文章《攝影與救亡》,沙飛認為攝影作者應該“把所有的精力、時間和金錢都用到處理有意義的題材上——將敵人侵略我國的暴行、我們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來參加救亡運動等各種場面反映暴露出來,以激發民族自救的意識。”

    1937年8月,沙飛北上到了山西省太原市。幾經輾轉,沙飛成了由李公樸、閻錫山和周恩來辦的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

    平型關大捷消息傳來,沙飛經介紹成為第一個採訪115師的記者,這也是他第一次以記者身份去採訪。沙飛拍戰利品,拍戰士們穿着繳獲的日軍軍裝和皮靴、扛着嶄新的日本“三八”大蓋槍,吃着日本罐頭、餅乾,個個意氣風發的模樣。採訪結束後,沙飛迅速趕回太原,洗照片、向各地報社、通訊社發稿,宣傳八路軍出師後的第一個大勝利。

    1937年10月,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創建。此時,太原即將失守,沙飛決定前往五台山。拜見聶榮臻後,他被介紹到楊成武支隊採訪。

    沙飛的二女兒王雁在《我的父親沙飛》一書中記錄了晉察冀軍區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在1995年的回憶。楊成武記得,當時沙飛咬着牙,終於學會了騎馬,一個月間,跟着部隊輾轉多地,挺進敵後,開闢根據地。沙飛拍攝了多幅八路軍與長城的照片,《戰鬥在古長城》《八路軍在古長城上歡呼勝利》等作品用真實生動的形象,告訴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在國土大片淪喪、民族危亡之際,八路軍在華北轉戰長城內外,頑強地守衞着陣地、堅持着抗戰。

    “老沙站在山頭上照相,他忘我無畏的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在子彈飛嘯、炮彈轟鳴中拍照片,這對於我們也許都是平生第一次,是經過戰火洗禮的紀念品。”邱崗將軍回憶。

    1937年12月,沙飛正式參加八路軍,他是抗戰時期第一個到華北晉察冀軍區參軍的知識分子。

    “相機給沙飛。”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唐縣黃石口村去世,他在寫給聶榮臻的遺書中,特別交代了要把自己的相機留給沙飛。過去一年多,白求恩在晉察冀軍區與沙飛建立了深厚友誼。白求恩除了是一名出色的胸外科專家,還因為喜歡攝影而自願成為八路軍的業餘攝影戰士,沙飛用並不流暢的英語與他交流攝影問題,拍攝他嚴肅認真工作的場面,抓拍他富有戰地生活情趣的照片。

    1940年11月,白求恩逝世一週年,沙飛在唐縣軍城舉辦了《紀念我們的國際朋友白求恩攝影展覽》,展出沙飛、吳印鹹、羅光達等拍攝的白求恩活動照片50幅、白求恩攝影遺作28幅。沙飛用白求恩遺贈的相機拍攝了這次影展現場。

    創辦《晉察冀畫報》“人在底片在”

    1939年2月,晉察冀軍區設立新聞攝影科,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攝影事業中一個正式的機構,沙飛任科長。

    同月,沙飛和羅光達在晉察冀軍區駐地冀西平山蛟潭莊,舉辦了第一次新聞照片展覽。來參觀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十分熱鬧。沙飛一直對出畫報很有興趣,這次影展越發讓他感覺,僅用這種方式宣傳,數量有限,面也窄小,如能出版畫報,宣傳面就更寬,作用也就更大了。雖然明知辦報條件艱苦,但沙飛決心很大。辦畫報的想法得到了聶榮臻和鄧拓的認同和支持。

    1941年4月,經歷了前期艱苦的工作,照相製版的試驗工作完成。《抗敵三日刊》第四版在4月14日正式刊登了試驗成功的第一幅新聞照片,上邊特別註明“銅版插圖”字樣,這是晉察冀報紙上發表的第一幅新聞照片。

    1941年初夏,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召集沙飛、羅光達等人開會,明確讓他們集中全力籌備畫報,軍區印刷所也劃歸畫報籌備組領導,由沙飛全面負責,還指示:“籌辦畫報的一切經費都由軍區解決,在儘量節約的原則下,需要多少就給多少;人員方面,需要什麼樣的人就調什麼樣的人……”

    1942年5月1日,晉察冀畫報社在河北平山碾盤溝村正式成立。沙飛任主任,羅光達任副主任,趙烈為政治指導員,下設編校、出版、印刷、總務四股,沙飛兼任編校股長,全社共計百餘人。同年6月3日,沙飛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整個解放區,攝影、畫報工作晉察冀最突出,這是沙飛一手搞起來的。整個創辦的功勞主要歸沙飛。他有敬業、奉獻精神,事業、藝術上有成就,全力以赴,排除萬難,沒有他的努力,根本辦不成畫報。沙飛有獨特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晉察冀畫報社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裴植在1998年回憶道。他記得,對於沙飛的不足,則由羅光達、裴植、趙烈、石少華等補足,畫報社上下協調配合。

    沙飛的學生張進學回憶,1942年初,發現第一期畫報照片不夠,從1月至5月,他陪沙飛去阜平、曲陽、行唐、靈壽進行採訪。沙飛的戰友章文龍也曾同去採訪,他記得有一次回來路上,患有肺結核的沙飛吐血了,“我們照顧他回來。他躺在牀上還寫採訪文章《滾滾的滹沱河》,寫得很動人。”身體的病痛絲毫不能阻礙沙飛的工作。當年5月至7月,張進學與沙飛一起編第一期畫報。當時沒有暗房,放大照片需利用日光,張進學記得,天很熱,曝光有時一張要一小時,滿頭大汗,一天放大三四張,“他(沙飛)是廣東人,不怕熱,但體質不好,很多事都是他張羅,他什麼都管,身體越來越不行,失眠很厲害,他往往夜很深才睡覺,他有胃病,肺也不好”。

    1942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誕生21週年的當天,畫報社工人裝訂了第一本創刊號畫報,向黨獻禮。

    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為創刊號親筆題詞:“五年抗戰,晉察冀的人們究竟做了些什麼?一切活生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小小的畫刊裏。它告訴了全國同胞,他們在敵後是如何的英勇保衞着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告訴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他們在東方,在如何的艱難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強盜!”《晉察冀畫報》創刊號以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名義出版、晉察冀畫報社編輯印刷,印1000本,刊登150多幀照片。封面是彩色套版的八路軍挺進長城照片,封底是鐵騎兵照片,都是沙飛的作品。

    “從建立攝影科那天起,沙飛就規定底片集中統一管理,採取防污、防潮、防失散的措施。”羅光達回憶:“底片的重要性和隨人攜帶的做法,畫報社眾人皆知。明確規定‘人在底片在’。”

    1943年9月,日寇開始對晉察冀邊區進行“大掃蕩”。12月9日,沙飛和政治指導員趙烈帶領的一個小分隊,在柏崖村遭受日本侵略部隊的合擊。在突圍中,趙烈等九位同志英勇犧牲,兩位同志受重傷。沙飛揹着裝有底片的兩個牛皮箱,衝出重圍,從雪坡跌下懸崖,丟了鞋子,凍傷雙腿,幾乎致殘。

    畫報社的珍貴攝影底片,是沙飛、趙烈、趙銀德等同志用鮮血甚至是生命換來的。“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正直的藝術家首先是一名戰士。”沙飛戰友、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石少華在文章《風雨十年——回憶與沙飛同志共同戰鬥的日子》中這樣寫道。

    出版刊物幾十萬份(冊)、培養攝影隊伍、對外發稿5萬餘張照片、舉辦影展300餘次,先後派出三批人員支援兄弟解放區創辦攝影畫報、保存底片及照片資料……從1939年攝影科建立算起,晉察冀畫報社有9年曆史,作出了上述貢獻。而在其中孕育成的寶貴紅色精神,早已流淌入歷史之中,影響永不停歇。

    傳承

    沙飛女兒王雁:

    整整20年我折騰了一件事——尋找沙飛

    王雁在《我的父親沙飛》2005年版的後記中,動情地對父親沙飛寫道:“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兒子,因為您用照相機記錄了中華民族一段悲壯的歷史,您最後的13年是在‘晉察冀’度過的,您永遠屹立在那裏,擁抱着您熱愛的土地與人民。”

    多年來,王雁採訪多位與沙飛相關的前輩,整理沙飛的底片,尋訪沙飛的遺蹟,收集、整理沙飛的資料。她辦沙飛攝影展、拍沙飛紀錄片、出沙飛畫冊、寫關於沙飛的文章……她尋找沙飛,瞭解沙飛,向世人展現一個真實的沙飛。

    “我面對的不僅僅是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父親,而且是一個讓我感興趣的歷史人物。一個人與一個時代,他的家族,他的心路歷程,他的愛與恨、歡樂與痛苦、選擇與拋棄、理智與瘋狂,他們那一代人、那一段歷史,都吸引打動我。”王雁在完成《我的父親沙飛》這本書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對沙飛的感覺逐漸起了變化。

    2015年,《我的父親沙飛》再版,王雁依舊在路上,她感慨:“又一個十年的奔波!整整20年,我折騰了一件事——尋找沙飛。”

    越來越多人,因為王雁和諸多有心人的努力,知曉沙飛的作品與他的人生,從一個傳奇般的攝影藝術家中窺見那個時代的多面性。

    弘揚沙飛精神,用影像建構與歷史、未來對話的平台

    2020年11月29日,手持“萊丁娜”相機的沙飛銅像雕塑在開平市美術館揭幕。這一雕塑由廣東著名雕塑家張子猛先生花費4個月時間潛心創作而成,在沙飛的家鄉廣東開平揭幕,旨在向一個時代的攝影戰士致敬,銘記沙飛為中國紅色攝影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當天,第二屆沙飛攝影周也在開平啓動,反映開平自然風光、人文風情和時代發展成就的優秀攝影作品集中展示。

    開平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馮永勝告訴記者,近兩年,開平市充分發揮攝影家沙飛等紅色資源優勢,通過舉辦沙飛攝影周等活動,進一步弘揚革命精神,傳承紅色攝影文化,不斷激勵後人,讓革命薪火代代相傳。同時,用影像建構一個讓開平同歷史、未來共同對話的平台,搭建一個用攝影助推開平走向世界、聞名於世界的文化藝術平台,通過開展名家展覽、名家分享、攝影研討等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進一步促進廣大攝影家、攝影愛好者的學習交流,並進一步藉助影像的力量,促進開平文旅產業發展,助力開平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獨特競爭力城市。

    文/潘賢珍

(責任編輯:李萬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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